吴佩孚当下最急需解决的其实是政府财政问题，由于中国目前依旧处于四方军阀割据的状态，各地方截留应该解付中央政府的资金很严重，吴佩孚自己在洛阳练兵时，就曾截留过铁路上的资金，也曾让宝德全把河南田赋税收交给自己。
以前吴佩孚属于“在野”地位，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只管向陆军部索饷，现在是任道远控制住他的中枢，那就不能眼看着北京政府财政状况继续恶化，所以，他先给了新内阁300万元，以维持政府正常运转，但这不过是杯水车薪，新内阁已经在搞“减员节流”，吴佩孚则必须想办法“开源”。
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
自从甲午战败和庚子国变，清廷为偿还战争赔款、持续不断对外借钱，先是以江海关税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大笔贷款，后来编练新军、修建铁路和兴办各种实业，不停的向外国银行求助，虽然欠债颇多，但因为有关税等活水资源补偿，所以清廷可以不断借新还旧，勉强维持了近20年时间。
1912年，清廷垮台、民国建立，可之前欠的债，袁世凯主导的民国政府是答应要还的，这是袁世凯让各国列强承认中华民国的先决条件。
甲午战后、清廷向外借赔款达三亿余两，庚子赔款中又添白银十亿两，虽说都是不平等条约，但孱弱的中华民国不得不认。
袁世凯通过南北和谈促成北京新政府的建立，其赖以维持北洋政府的主要资金，就只能从以下几个方面抽取：
首先是收入最稳定的海关税。
由于对外际贸易额的稳步增加，这笔钱的金额也就逐年上涨，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让交战各国都需要大量采购物资，海关税的涨幅也就更为明显。
可是，前清为了赔款，向国外借了大量外债，关税早就多次被充作外债的担保，且由于条约限制，列强还获取了对关税的管理和支配权，对于北洋政府来说，只能得小部分的“关余”，就是扣除外债本息及管理费之后、剩余的那极小的一部分关税。
其次就是盐税。
作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食盐一直是重要税源，可抽税的盐关都设在各省内，北洋政府成立后，将盐税作为对外国借款的质押物，靠对方的帮助设置盐务署，收上来的盐税用于偿还利息和本金，算是看得见、却拿不到的钱。
田赋税收。
现在军阀割据，名义上的田赋大半要上缴中央，其实根本收不到，各地军阀还打着中央名义大肆增税，北洋政府没收到钱、还空背了一身骂名。
其中苛捐杂税繁多不说，以四川军阀为例，由于他们独创了“防区制”，军阀在“自己的地盘上”肆意征税，据史料记载：在1922年，四川南充的税被收到1936年、新繁县被收到1961年、灌县被收到1979年，成都被收到1966年、川北被收到2025年！
普通厘金。
这种税收主要是在交通枢纽上收取的货运过路费，理论上也是部分留存地方，大部分上缴中央，但经常被地方军阀随意截留，吴佩孚自己就曾截留过，当时“在野”、现在却不得不为新一届政府谋划了。
原来的北洋政府还收取契税、烟酒税和各种工商杂税，税率甚至普遍高于前清旧例，反过来遭限制了民间经济发展，可吴佩孚在短期内还不敢降低这些赋税。
吴佩孚提请新任交通部长施肇基批准，将李济臣新编练的11个团中，选出三个成立“税警团”，专门负责收取这项厘金，挟吴佩孚刚刚战胜奉军的余威，就连东三省、广东都不敢公开阻拦“税警团”入驻各个交通枢纽，不过做些花账、他们还是敢做的。
入不敷出是北洋政府的常态。
1912年民国建立，可国内各种矛盾频发，中国人开启了自己人折腾自己人的时代，中央和地方争端不止，战乱不息，1911-1922年的十年时间内，中国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争数百次，仅四川一省就“贡献”了两百多场战争。
为了各自利益，北洋军、革命党、独立军阀都开始疯狂扩军，民国建立十年内，国内军队人数急剧增加，民国三年国内陆军约有45万人，民国七年军队增加到85万人，到民国八年达到了138万人，至1922年已经超过了150万。
军队数量的大幅增加，武器弹药的消耗也随之增加，军费开支也同时大幅度上涨，1910年清廷军费支出约为1.2亿元，到1918年为2.03亿元，1922年军费支出超过3亿元。
军费支出是所有财政支出中最大项目，1912年占34%，1919年占42%，1922年占61%，军事用费过于庞大是北京政府最大财政困境，也是一个巨大的财政危机。
可吴佩孚偏偏目前还不敢裁军，让交通部帮着养三个税警团，也是他自己“节流”的小九九，这是战时还是能征调的一支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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