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洲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作为市财政局下辖的非银行性金融机构，成立于八四年，迄今为止有十三个年头了。这些年东信集团通过拆借、发行债券等方式，向在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数十家金融机构融资总计超过七亿美元，目前债务余额为四亿美元左右，在全省十二家市属国投公司里，处于中上水平。这些外债融资确实为东洲市这些年来的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在陈富山任市长、书记时，管理良好，但自陈富山书记案发到钟书记你与罗书记来到东洲工作这一期间，东信投资的管理就较为混乱了。好在，这些年来形成的惯例，东信的资金主要还是流向国有企业。这些基本情况，想必钟书记也都是清楚的……”
隋觉民在南山疗养基地的住处，是一室一厅的户型。
客厅有一张老式长椅；一张五斗橱、一张书橱正对着长椅靠墙而立，中间留出不到两米的空间；还有一张阅读学习的书桌摆放在窗前。
萧良坐在折叠椅上，看着与隋觉民并肩坐在长椅上，眉头深锁着抽烟的钟云峰，他没有谈省国投江信集团的问题，而将与钟云峰牵涉最深、最直接的市国投东信集团捅出来。
房间很小，平时隋觉民也不在这里招待客人，都没有准备几把椅子，许建强、徐亚云、罗阳、周丽以及隋婧与她小姨隋新梅则站在窗台、长椅边。
“现在你们到底发现东信有什么问题，跟天海精工又有什么牵涉？”钟云峰蹙着眉头，声音沙哑的问道。
八九十年代地方财政收入有限，而像教育、医疗、交通、治安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的行政办公经费、人员工资福利等等固定开支又极为庞大。
早年国营厂效益好，还能为地方补贴一些，但近年来国营厂一家家都变成无底洞，整体上不需要市财政额外掏出来救助，就谢天谢地了。
财政上可用的余钱极为有限，偏偏缺钱、用钱的地方又多，东信集团作为市政府为数不多能直接掌握的钱袋子，也是全市唯一有资质发行外债的机构，在那么多市属企事业单位里，一直都是极特殊而耀眼的存在。
钟云峰到东洲后担任了两年半时间、直接分管财政、审计工作的市长，东信集团每有重要投资项目以及年度预算、审计报告，都要有他的签字才能最终生效，他对东信集团怎么可能不熟悉？
萧良所说这些可以都是陈词滥调了，甚至可以说市委市政府大部分人都了解这些情况。
钟云峰也承认东信集团在陈富山时期管理确实很好，资金也没有瞎用滥用，主要用在徐东公路、新亭电厂、天生港码头等核心基建或能源及民生项目上了。
徐东公路等公共基建工程，由东信在香港等地发行外汇债券，筹集建设资金，最终市财政府全额兜底归还债款与利息，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新亭电厂、天生港码头等项目隶属于市供电局、市港口集团，利用东信集团提供的资金建成后，不仅大幅改善了全市电力紧缺等问题，项目的运营盈利情况也相当不错。
这些项目持续稳定运营下去，不仅按时按期归还债款、利息不成问题，还能为市里攒下不少家底。
而到严锋、俞书复时期，东信集团的混乱，钟云峰当然也是清楚一些情况的。
比如船机厂就先后从东信拆借近两个亿，结果除了乱搞三产投资外，还将大笔资金放到西港城信社吃利息。
这笔资金还差点被沈君鹏、孙仰军、郭晋阳他们以星海投资的名义，挪用去收购东洲动力（徐海科工）的控股权。
沈君鹏、孙仰军、郭晋阳他们的计划，被萧良破坏，最终还是船机厂动用这笔资金收购东洲动力的控股权。
而在后续的增发并购里，船机厂得以回笼更多资金解决掉去年初的船机厂流动性危机；在拆分船机厂时，罗智林也坚持对遗留下来的债务问题进行彻底的清偿。
即便现在东洲大部分市民还在拿陈富山入狱这事，痛骂陈富山该杀，钟云峰却知道处在他们这个位置上，哪怕是一穷二白的八十年代，想要捞钱，绝非一二十万能挡住的。
想要判断他们这个级别的官员在这样的位置上是否称职、尽职，看东信集团这种规模的企事业单位在不同期间的表现，或许更直观、更客观些。
当然了，钟云峰也很清楚市国投东信集团成立十多年以来，历经多届管理层及多任分管常委副市长或市长，情况非常的错综复杂。
因此他赴任东洲后，就算他掌握东信集团最终签字权，他也没有想过多干涉东信内部的事务，更无心去倒查严锋、俞书复时期东信集团的投资项目情况。
同样的道理，省国投江信集团成立比东信还要早两年，省国投不仅经过多任省长、常委副省长的分管，不仅这些省长、常委副省长不少还在省部级甚至更高层次的岗位上，省国投十多年来出了一批高级官员，纷纷在地方上占据关键岗位，与曾经分管过的省领导，互为心腹、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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