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位于大名府南城，原来的河北东路安抚司衙门，如今却已经摇身一变，挂起了“中华学堂”的招牌。
由于和原来的河北路转运司衙门同在一条街上，这里的环境要幽静、偏僻的多。学堂被选在这里，王松也是看中了这里安静的学习范围。
事实上，不止在这里，在大名府城，还有三座同样的中华学堂，只不过这座最大而已。
一块宽约一米，三米左右高的、刻着“牺牲、责任、民族”六个红字的石碑矗立在学堂正门左边的平地上。在大门右边的平地上，一块几乎同样大小的石碑则刻着“知识就是力量”的字眼。 字体苍劲有力，乃是河北名士李若虚所书。
作为留有墨宝、震惊后人的李若虚，其字体的魅力当然是无可挑剔。两块石碑一左一右，白石红字，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吸引着来往的师生以及过往的闲杂人等。
从教育程度上讲，“中华学堂”只是一所初级教育学堂，相当于后世的六年小学教育。
本质上，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民族的希望。孩子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民族的兴衰成败。
进入“中华学堂”的孩童，年龄段在6-13周岁。孩童们不仅要接受完整的国学教育，还要接受数学、地理、历史等。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王松会为他们准备一些初级的物理、化学教育，引导孩子们学习的兴趣。
除此之外， 学堂的体育课也是一大特的。队列、田径、引体向上、俯卧撑，最后还加入了“枪刺术”和骑马等。
至于射箭，则被习惯性地抛弃，而改为了掷弹练习。在火器蓬勃发展的这个时代，射箭只是变成了一种爱好，而非军中强制。
中华学堂大门口，每日里熙熙攘攘，站满了送孩子上学的父母亲朋。不过，人满为患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人人都是遵守规则。没有人想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表现出自己愚蠢的一面。
这个时代，还没有后世那么多的社会安全隐患，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学奴”出现。
按照大名府官府贴出的榜文，6-13岁的适龄孩童，都得接受教育，就连城中外来的“务工人员”也不能例外。
为了避免引起冲突，在其他学堂上学的孩童，不强求他们必须转到这些新建的“中华学堂”来。
同时，在女子上学这件事情上，大名府官府并没有做强制性的要求，而是采取了自由选择。毕竟，相对于历朝历代，大宋的风气已经足够开放，不然也不会有大名鼎鼎的李易安出现。
不过，这毕竟是900年前，可不是后世的现代文明社会。一旦引起巨大的民间反潮，可就得不偿失，也和办学的目的背道而驰。
只要循循渐进，逐渐打开缺口，也许二三十年后，女子入学就变得顺理成章。
由于现在是酷夏，王松也是采取后世的寒暑假、一周双休制度，毕竟这是已经验证过的劳逸结合的最佳组合。
“相公，自隋炀帝大业元年科举取士，到我朝至今，已有600多年。科举取士已是直入心肺，根深蒂固。相公办学堂是好事，旨在使贫贱富贵之人同等接受学识。但学生的功名富贵、人生前程都在于科举。“中华学堂”能否办下去，和此息息相关。”
李若虚说的有点隐晦。但王松还是听出来了其中的意思。科举取士已经根深蒂固，王松废除这科举取士，他的新式教育很有可能办不下去。
“李公考虑的是，不过不必担心，事情总有例外。”
王松摇摇头说道:“河北、河东已经糜烂，推行自然比江南要简单、容易得多。说到底，还是学生将来就业的问题，这才是根本。”
“历朝历代，读书人只为做官，却忽略了吏。官吏两个字，吏比官更加重要，吏治清明是国家根本，因为这些吏员才是基层做事的人，和百姓打交道，这也是“中华学堂”的根本。”
关于学生的前途，王松并没有完全说明。那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方面的人才，这些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他需要这样的科技人才，即便是儒学也是实学，以便让这个时代在他的手里有序、有力的发展下去。
吏治清明。他希望“中华学堂”出来的学生，以后会成为社会的一股清流，把中国这种千年形成的浑浊官场洗濯一番。
在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里，裙带关系在官场上盛行，很多人引以为荣、不以为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直是中国官场的常态。
就像大宋，王安石的改革派和司马光的保守派，最终演化成了党争。
王安石打击保守派，乌台诗案，一大批反对派成员被贬斥。司马光执政，又将新法官员全部贬谪，同时将推行了近20年的新法尽数废除，此为“元佑更化”。
公元1086年，司马光、王安石同一年去世。党争反而愈演愈烈，国家政策摇摆不定，国事日非。就像历史上的靖康之耻，投降派、主战派轮番上台，最终导致了国破君亡的可悲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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