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犹如惊雷，瞬间震动了整个中华大地，宣告了全国抗日战争的爆发。
刘松风敏锐地捕捉到院子里日本人心态的微妙变化。那些年轻的日本人，脸上洋溢着狂热，似乎被某种不可言说的力量所驱使。而那些更为沉稳的，如松本，虽然表面上保持着“老树皮”般的平静，但刘松风仍能从其偶尔投来的目光中，感受到一股阴谋的气息在悄然酝酿。
小林龙介，这个曾经的失败者，如今已从阴影中走出，变得近乎癫狂。他仿佛将整个上海视作自己的领地，目中无人，狂妄至极。
然而，在这场硝烟弥漫的战争中，上海人民并非孤军奋战。全国人民都在以各种方式支持着抗战，上海人民也不例外。
在上海卡尔登戏院，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了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在夏衍的提议下，他们决定集体创作一部名为《保卫卢沟桥》的三幕话剧，以此歌颂那些英勇抗战的军民，唤起更多人的爱国热情。剧中台词“保卫祖国，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振聋发聩，令人热血沸腾。
与此同时，上海的大量工厂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内迁工作，以保留民族工业的火种，为未来的抗战提供物质基础。
然而，金陵政府却迟迟未对日宣战，只是发表了一份《自卫抗战声明书》。这样的态度，无疑令人感到悲哀和失望。
就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上海再次成为敌人挑衅的目标。驻沪日本海军自七月以来频频挑衅，意图制造事端，为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寻找借口。
7月24日，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宫崎神秘失踪，日方随即以此为借口，向上海当局和军警施加压力，大战一触即发。
戴春风回到办公室时，余怒未消。他对着毛善余抱怨道：“这些日本人真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连借口都懒得找了。上次藏本英明的事情还没过去多久呢，现在又来这一套。”戴春风心中的秘密太多，也只能在办公室里发泄一下。
金陵政府的目的明确，他们已经选定了上海作为与日本人决战的地方。然而，由于部队、情报和外国人的支持等尚未到位，他们只能暂时采取拖延战术。金陵政府之所以选上海作为主战场，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展示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并争取到更多租界外国人的支持。
毛善余劝慰道：“处座，我们表面上还是要应付一下，至少得做做样子找一找。说不定运气好，真能找到那个混蛋呢。”
戴春风叹了口气，说道：“好吧，给程雨时发报，让他多派些人手进租界寻找。现在还不是开打的时候，老头子还没准备好，上海的工厂也没搬完。我们只能靠他们拖延时间了。”
......
程雨时接到任务的时候内心也涌起一股想要摔东西的冲动，再大声骂一句“娘西皮”，可是他不敢。
他深知，一旦在办公室内发泄情绪，下午就可能收到处座的严厉批评，毕竟处座身边到处都是他的“忠诚卫士”。
然而，这个任务确实令人棘手。一个成年人，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竟然失踪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程雨时开始思考，如果这个人有意躲藏，比如选择某个隐蔽的窑子藏匿起来，那么外面的人即使翻遍整个上海也难以找到他。虽然租界管理方有规定要求住客住宿时必须登记，但这一规定很少得到严格执行。如果这一规定能够真正落实，程雨时只需查阅一下账本，或许就能轻松找到那个藏身之处的家伙。
程雨时果断排除了华界作为可能的藏身之处，他判断这个人更有可能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藏匿。然而，这两个地方都如此庞大，想要在其中找到一个有意隐藏的人，难度可想而知。
此时，程雨时想起了戴春风的训话：“什么叫特种工作？特种工作就是人之所不能为者我能为，人之所不屑为者我屑为，人之所不愿为者我愿为。”他立刻下令情报队第一大队全体出动，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寻找那个失踪的人。
然而，两百多人的情报大队进入租界后，却像雨点落入湖中，只激起微弱的涟漪，无法掀起大的波澜。更何况，特高课的人也在一旁虎视眈眈，情报大队为了掩藏身份，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很多时候甚至无法有所作为。一旦被特高课的人盯上，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身份，沦为阶下囚。
情报大队的人一回到烂泥渡总部就叫苦不迭，再也不愿意进去寻找了，这就是大海捞针，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程雨时向特务处总本客观地反映了情况，他的意见是求助于“肝胆”，但他没有明说，因为这是机密，但以他这么多年的情报工作分析，代号叫“肝胆”的情报人员大概率就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他一定能接触到一些很机密的信息，比如宫崎躲在哪里？
......
两天后的深夜，刘松风和张达夫再次碰面。自从张达夫独自负责电台工作以来，出于安全考虑，刘松风便减少了与他的见面次数，且每次都是在夜幕的掩护下碰头。
两人之间的联络方式也变得极为隐秘。每当张达夫在书店门口挂出“收旧书”的牌子，刘松风便知道这是今晚见面的暗号；而若是没有这个牌子，则意味着张达夫可能不在书店。更为严峻的是，如果挂出的是“铺面转让”的牌子，那无疑是警示他危险临近，必须立即中断接头。
张达夫将译好的电报递给刘松风，淡淡地说：“老余的意思是你自己决定，帮不帮忙都行。”
刘松风接过电报，眼中闪过一丝喜色，问道：“噢，老师已经回到总部了吗？他是不是不再担任总教官的职务了？”
张达夫点了点头，回答道：“听说他现在在总部担任技术室主任，但似乎还在继续干着教官的活儿。听说总部计划在临澧那边建个培训班，大力招收有为青年。战争就要来了，上海也岌岌可危。”
余幸民此刻已回到总部，亲自负责“肝胆”小组的电报工作。他明白程雨时的意图，于是将这个棘手的问题再次抛给了刘松风。余幸民的态度很明确：有条件就去找找那个日本人，没条件就算了，反正战争迟早要来，早打晚打都是打，管那个日本人干嘛，爱死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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