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千锦衣卫和五千忠勇营的护卫下，朱由检由沈阳出发，途经西平堡、锦州、宁远，穿越狭长的四百里辽西走廊，一路上饱览锦绣河山。
在山海关盘桓了整整三天，才进入关内。
初夏的北京生机盎然，草绿得发亮，树木郁郁葱葱，百花争艳，万紫千红，街上车水马龙，贩夫走卒行色匆匆。
内阁正紧锣密鼓地筹备一场盛大的庆典。
朱由检回京后，要拜谒祖陵，祭告天地，召见各藩属国使臣，检阅三军。
自努尔哈赤反叛以来，辽东死伤军民无数，耗费钱粮兵马无数，现在却突然完美终局了。
这一切来得太快，太突然，朝野上下全都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孙承宗终日坐在内阁值房里，批阅浩如烟海的公文。
他确实老了，明显地感受到体力不支，头靠在太师椅的靠背上小憩了。
徐光启、杨嗣昌、温体仁、周延儒忙得脚不沾地。
所有的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
出了山海关，队伍向北京进发。
朱由检坐在吱呀吱呀的马车中，思考着大明帝国的未来。
作为大明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是六百年来影响中国性格最深的人。
他的身上天然带着僵化保守却又精明狡狎的小农性格，有着高瞻远瞩、雄才大略的一面，却又处处透着小家子气。
比如海禁制度，比如宗藩制度，比如财税制度，比如户籍制度，比如卫所制度，无不充满着家天下的精明算计。
他所有的制度设计，无不以牺牲帝国的活力为代价，来确保朱家子孙永坐皇位。
满清偏处东北一隅，人口不足百万，兵力十万有余，却能征服巨无霸一样的大明帝国。
不是因为满清有多么骁勇善战，更不是满清有多么顺应天意人心，纯粹是因为明朝作茧自缚，自绑手脚。
在不改变原有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即使有一支规模巨大战力强悍的军队，也没什么卵用。
假如你是这支大军的一个总兵，你会发现：
你左边是兵备道兼任的监军，右边是太监担任的监军。
上面，有巡按，巡抚，总督，六科给事中，都察院御史，兵部尚书，内阁辅臣。
战役上，你说的不算，左一个监军右一个监军，时时刻刻盯着你。
战略上，你更说不上话。
别说总兵了，就是巡抚和总督，实际上也就是个大号的大头兵。
将领、兵马、钱粮、器械，无不受到内阁以及兵部、户部、工部的掣肘与拿捏，就像戴着镣铐在钢丝绳上跳舞。
不敢任事的督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终日想着保命保官，至于国家的整体利益，那又与我何关。
敢任事的督抚，一不小心就会被科道言官疯狂围攻。
熊廷弼作为明末最顶尖的战略家军事家，就是这样被搞死的。
作为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既不能决定什么时候打，又不能决定怎么打，唯一能做的就是打。
打赢了，功劳是上面的。
打输了，必定秋后算账，削官夺职是轻的，重则下狱论死，乃至传首九边，凌迟处死
朱由检粗略地统计过了，从万历四十六年起，负责辽东方面事务的文官有：
杨镐、熊廷弼、袁应泰、薛国用、熊廷弼、王在晋、孙承宗、高第、王之臣、袁崇焕。
其中，杨镐任期内，霍霍掉的总兵有杜松、王宣、赵梦麟、刘铤、马林，副总兵麻岩、于化龙及边军最少6万。
熊廷弼比较有作为，任内也以守势为主，平心而论是合格的。
熊廷弼被搞下台以后，换上水利专家袁应泰。这位经略任期内坑死的总兵不比杨镐少，霍霍掉了总兵贺世贤、尤世功、童仲揆、陈策、杨宗业、梁仲善、朱万良、副总兵秦邦屏、戚金，及边军至少10万。
袁应泰自杀后，薛国用经略辽东，任期很短，又在职病故，加之努尔哈赤要消化辽沈战果，没有发动大规模战役，所以没有霍霍掉谁。
接着熊廷弼第二次经略辽东，但是被广宁巡抚王化贞架空，而王化贞则霍霍掉了总兵刘渠、祁秉忠，及边军至少8万。
王在晋任期很短，没吃口热乎的就被孙承宗赶下台。孙承宗任期内算是有作为的，期间虽然以守势为主，但也霍霍掉了副总兵鲁之甲。
高第任期比较短，虽然没霍霍掉谁，但把孙承宗恢复的关外几百里土地给霍霍掉了。
高第之后是王之臣，和袁崇焕闹矛盾，被安排在关内，没霍霍掉谁。
之后就是袁崇焕了。
这位兵部尚书兼右都御使与别人不同，别人送掉总兵好歹有一些客观条件，比如后勤不稳，同僚牵制，对手太厉害，他则是亲自操刀，砍掉了总兵毛文龙。
之后就是耳熟能详的己巳之变。
在这次事变中，总兵满桂、赵率教、麻登云、黑云龙、孙祖寿、焦延庆，副总兵易爱、申甫被霍霍掉了。
从万历四十七年到崇祯二年，历时十二年，明朝霍霍掉了二十六位副总兵以上高级将领，送掉至少30万精锐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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