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三天，家里又突然来了一波人，正是红脸弟弟那一组，男男女女，来了五个。
“什么意思啊，生了孩子也不打个电话，办满月也不通知一声，看不起人咋滴？要不是打电话时，三叔提了提，我们还不知道呢。”
“哪里。大家上班，都忙，不好意思打扰你们。本来都不打算说，三叔叫来吴贵他们，随便吃了顿饭，也没什么的。”
“唉，说什么话。大家是亲戚，就该互帮互助。平时没时间也就罢了，有事情也不走动走动，还算哪门子亲戚？”
说话的是大哥，不算瘦，也不算胖，谈不上一脸横肉，可说话就是给人这种感觉。
于是，一个下午，几样冷盘，变成了七张红票子。
他们走后，吴前还特意找出个笔记本，把各笔礼钱记录下来。
妈妈五百，婶子一百，三叔二百……
吴前放下笔，算了算，“嗬，说是不收，倒要了两千多呢。”
木沙不说话。她对热闹不感兴趣，对礼钱，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不过是礼尚往来罢了。”
“可不是。到时都会还回去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要真有了事情，一个人也不搭理你，估计也不好受。”
搭理又怎样，总不在心上。木沙想起满月时的泪水，改了主意，只是无关自己心上。总归是各过各的生活，各奔各的前程。
又过了几天，吴英突然给木沙打电话，叫她帮着在网上找几家卖洗衣粉的公司，记录下来，发给她。
木沙热情地做了这件事，并为吴英采用了她的结果而高兴。
他们的洗衣坊开工了。吴前知道了，朝他们要银行卡号。
“不急，我们不缺钱，晚点还没关系。”
“这笔钱我们没动。你二哥把那三千块还了。本来，我想晚一两个月再给你们。可现在，既然你们紧着用钱，就还了吧。我们手头也还够花的。”
五一来了。
吴前又失了工作。这次，是因为厂里生意不景气。
又是五一，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忧虑。
吴前把钱归拢归拢，安慰木沙，“没事。工作没了再找，大活人总不至于饿死。好在，收了点礼钱，加上我们原有的，撑一两个月不成问题。”
这回吴前没有再耽搁，过了五一当天，就出去找工作。
“倒是看了一个，待遇还可以，就是太远。”
“远有什么关系，搬家啊。”木沙简直有些激动，或许可以借此机会摆脱掉冲洗厕所这种无可奈何的不甘愿。
“住习惯了，不太想搬。这房子前后通风，我觉得搬到这里后还是比较顺利的。”
吴前有个大伯，会点风水。受其感染，吴前也会一时兴起，下载点什么堪舆之类的电子书看看。
木沙却不信这些，“你不会为了这要在这里住一辈子吧？”
“不是这个意思。房子没那么好找。”
“那我自己去找。”
下午一点，木沙骑着自行车出了门，天黑才回。
她在周边走了很多地方，旧的新的，大的小的，明的暗的，贵的便宜的，她看了好几处，竟没有一间合意的。
她茫然了，四处遍布别墅，可给外地人住的地方还不如坟墓，不如公厕。
这里不是广东，她明白了，室厅厨卫，面面俱到，简直妄想。
她灰溜溜地回来了。她几乎认命了。
尽管木沙有时会对吴前心怀不满，又确实是他撑起了整个家庭。
过了两天，经朋友介绍，吴前去了邻村一个小厂。
南方的梅雨季节来了。细雨没日没夜地下着，柜子发霉了，西墙更是被浸透了，显出空心砖的纹路，叫人望而生畏。
然而房子终究没倒，好好地挺了一年又一年。
可以说容易满足，也可以说得过且过。木沙又回复了平静，常常带着小木沙去厂子附近的十字路口等吴前一起回家。
7月16，吴兴报告，秀敏生了一个儿子。月底，发了工资，吴前载木沙去镇上时，以一种商量的语气对她说:“我想给吴兴打一千块钱过去。秀敏刚生了孩子，估计他们的日子不好过。”
一千，太多了。那时，吴前一个月也就三千左右。
“打就打吧。”木沙说。她可以找到驳回或者减少的理由，只是不具备资格。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她明白这个。她所不愿的也不在于给谁一千，她只是由此想到，她只给了母亲三百，还不是自己的钱。她的随心所欲入了牢房，不知期限。
厂里因为周转一批货放了两天假。吴英打来电话，让他们去做客。
辗转十个月，再次见到吴英，木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昔日又白又匀称的小姑娘眨眼睛就成了三十有几，又黑又瘦的小妇人。
她实在太忙了，据说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她炒菜做饭，撂下饭碗就去倒腾机器，安置好衣物就又开始熨烫晾晒，简直比流水线还有序紧迫。
那间工作坊不知建了多少年，屋顶黑漆漆的，结满了灰尘穗子。一台落地扇从头到脚，也成了灰尘的俘虏。连着的插板更是破破烂烂，不知缠了多少层胶带，让人担心随时有漏电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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