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抛掷一组铜钱全为背面则曰“浑纯”，六枚皆纯曰“六纯”，十枚皆纯曰“十纯”，以此类推；若买家赢了，就取回押注并免费获得商品，否则押注归卖家。
一开始，扑卖的都是小件商品：有吃的，如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象生花果、鲜鱼、猪、羊蹄肉、猪胰胡饼。
有用的：如细柳箱、罗桶杖、诸样藤作、银丝盒子、乌木花梨动使、画烛；从穿戴的，如花环钗朵、箧儿头饰、销金裙、缎背心、销金帽儿、逍遥巾。
玩耍的：如四时玩具……可以说应有尽有，都一一排列上市。
到后来，商品的品种越来越多；逐渐出现了高档商品：珍玉、奇玩、匹帛、以至车马、地宅、歌姬、舞女，都可以作价而扑之。
也就是说，把人也当成了可以进行约赌的商品。
这时的商家作为一种营销手段，使关扑的主要功能开始转变。
商家这时的目的是引诱消费者去尝试赢得他原本买不起、不会购买的商品，因为有些商品过于昂贵，远远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预算，穷人甚至压根拿不出那么多现金，但是假如能以一笔小钱换来一次开洋荤的机会，即便概率不大，可能也会被认为值得一试。
这个时候的赔付率达到了一赔三十，要想中奖显然是在撞大运。
关扑的存在，对于商家来说，可以争取到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消费群体；对于穷人，就是由众人出资，帮助其中一个幸运儿实现奢侈梦或富贵梦的方式。
元日（春节）夜幕降临，贵族妇女纷纷走出深宅大院，纵情游走于市井之间。
其中不乏观看或参与关扑的，便就进入勾栏观看演出；或走进酒店饮酒作乐，真真是不亦乐乎。
民间妇女也都放下手中针线，《岁时杂记》记载说：“京人元旦皆忌针线之工。
故谚有：‘懒妇思正月，馋妇思寒食’之语。”
平日里的勤劳主妇，终于有充分的借口；放下手中的活计过一个属于自己的任性节日。
后来这种游戏被传入宫廷，连皇帝都参与进来。
两宋时期，关扑风行天下，士农工商无不以此为乐；连宫廷之中也流行这种博戏。
宋仁宗也经常同宫人关扑，他的技艺不高；常常将身边的钱输个干净。
但欲罢不忍，便向宫人商借他输去的钱再博；可是宫人却嬉笑道：“官家大”，不肯将羸来的钱还给皇帝，仁宗也无可奈何。
宋仁宗玩这个东西，不像在后宫嬉戏玩耍那么轻车熟路。
在后宫纵横驰骋，既有实战经验，又有嫔妃的配合，那玩技一定是炉火纯青，玩得也是酣畅淋漓的。
而那些太监们呢？也可能是一种“代偿”作用吧，就像贝多芬因失明而耳聪，美国的“雨人”因自闭而记忆力超群，因为太监们失去了阳根，对这种赌博游戏确实术有专攻。
所以宋仁宗不一会就输个一干二净也就不奇怪了。
皇上输了钱要翻本，再也不想从口袋里掏了，于是便问太监们借。
太监心里说，喂到嘴里的肉还有吐出来的道理吗？于是不借给他，宋仁宗也没有办法。
这段叙述很有意思，一是说明宋仁宗真是够“仁”，不会强迫别人，另外也说明当时这种游戏已经相当的普及了。
但是，这种民间游戏是赌物，和商业活动紧密相连；故关扑有其特殊性。
所以史学界和民俗专家把它定义为娱乐的范畴。
但皇帝玩这种游戏，赌注是钱币，那就是明显的赌博行为了。
可人家是皇帝呀，谁敢来法办他？况且宋仁宗也是个明君，只是偶尔为之，知道适可而止，所以，也无大碍。
总之，生活在宋朝的人们，一到过节，要吃有吃，要玩有玩，真是一个幸福的朝代。
孤独多年的鳏夫，要是运气好的话赢来一个歌姬舞女；既满足了现实问题，又解决了养老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雷鸣听刘敏说她在民间学过关扑有几招博彩技巧，兴奋不已地眉飞色舞道：“皇后娘娘既有博彩关扑技艺，那我们就先用关扑技巧打寇环一个措手不及……”
华阴县北门外一个老大的院落里人头攒动，这是从县城抑或临县赶来参加关扑的人们。
博彩、赌博是人的天性，人性中的贪婪和惰性早就芸芸众生试图不通过劳动就获得巨大的财富。
而一些侥幸的人还真能在博彩中赚得盆满钵满。
寇环这厮也看准人们生性中的这一点才斗胆在城县城开办了这座赌馆。
寇环是华洲一霸，在华阴县开赌馆县令雷鸣自然不敢管；便就明目张胆地大干起来。
赌馆开业时间尽管不长，但寇环已经赚得心满意足；因此将他手下的喽喽兵全都洒在赌馆一周围巡逻警戒。
刘敏一行走进院落里面，寇环那些巡逻的喽喽兵以为她们是赌客便就不加阻拦。
刘敏在雷鸣陪同下走进赌馆里面去，尽然和寇环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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