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也许能给人们提供答案；而这个细节正是宋朝建立之后制定的祖宗之法，也反映了宋朝统治者的阴暗心理。
宋真宗时，江西人王钦若出任宰相后，真宗又把非歧视南方人、与王钦若派系不同、政见不和的寇准任命为宰相。
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宋真宗直接说破，“且要各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
“异论相搅”的内容与用意说白了，就是皇帝要有意地挑动群众斗群众；让政见相左、各不相容乃至怀有宿怨的大臣共处一朝，使之天天吵架打架甚至以命相博，以便达到消除在帝国内部任何潜在威胁的目的。
而“异论相搅”，正是与文人治国一样；是宋朝的祖宗之法。
也就是说，党争固然不为统治者所乐见；但统治者采取的鼓励放任各派大臣互相攻击牵制的做法，是宋朝出现党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朝的统治者不希望出现党争的现象；但是他们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暗的心理又为宋朝党争埋下了种子，直至党争的种子生根发芽野蛮生长，乃至形成无法收拾之势；这是宋朝党争的一个主观因素。
宋朝形成党争，并非一个单独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国文化中的种种特质也决定了任何一个帝国，都会容易形成党争；不过宋朝的某些政策恰好提供了土壤而已。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封建宗法制社会，因此地域和血缘的观念极为强烈。
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非常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同宗、同乡、同事、同学等，极容易形成利益团体。
而大家有着共同的心理结构，抱团取暖也是人之常情。
因此，在宋朝的党争中，既有地域之间的抱团取暖，也有科举考试同年之间的惺惺相惜；至于是否政见不同，是否是国是之争，崇高的目的在利益面前早已经不重要了。
也就是说，党争从最先的国策之争；已经发展到事关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利益之争了。
南宋的奸相秦桧便是明证，他大肆提拔任用自己的儿女子孙、同乡，形成了强大的派系，几乎把控了南宋朝廷的所有权力。
原本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们，在忽左忽右的政治风向中无所适从；道义早已经被放在一边，只有利益才被放在正中的位置。
南宋时期的知识分子是秦桧一派，那么就变本加厉巴结秦桧；不是秦桧一派就想方设法攀上秦桧一派。
所以有人说，南宋的士风已经糜烂；原本在理学浸润下的知识分子，终于集体进入了荒唐堕落的深渊；没有几个人能幸免。
地域文化的冲突，在宋朝党争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宋朝早期，来自北方的官员在朝廷内占据多数，北官看不起来自南官。
寇准就是一个例子，他还曾经公开发表地域歧视的言论；公开拒绝任用来自南方的官员，被人告到皇帝那里。
这当然是赤裸裸的地域黑，不值得学习。但在宋朝之前，中国的地域黑其实一直出现，就像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看不起宋国一样。
本来宋朝有南方人不能做宰相的传统，但是在南方经济文化获得突飞猛进发展之后；南方人做宰相的越来越多了。
被寇准看不起的江西人王钦若，如主张变法的江西人王安石，一生悠游富贵的宰相词人晏殊等，都做过帝国的宰相。
但南方人整体的政治待遇仍然不高，在南方人眼里北方人政治上的待遇比自己优厚；而在北人眼中则是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广，威胁在增大。
因此，相对位于底层的南方人求变；而相对属于中产阶级的北方人求稳。
所以，在变法派中南方人士居多；北方人士为少。
保守派中北方人士居多，南方人士为少。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之争；事实上就是南方与北方的观念之争。
形成党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宋朝科举考试规模的扩大。
宋太祖一朝，每一届科举考试录取人数不过几十人；而到了宋太宗手中，科举考试的规模越来越大；每一届录取的进士多达上千人。
而这些同一年考取的进士，因为是同学；自然容易形成亲密的关系进而形成同党。
宋太祖虽然禁止举子与知贡举者以“座主”、“门生”相称，但并没有禁止同榜进士以“同年”相称，而且还恢复了唐代“曲江宴饮，雁塔留名”的传统，让新科进士得以增同年之谊。
新科进士们除了登科后举行集会外，还编印通讯录；在进入权力系统之后互相以诗文相会，把酒言欢；没事搞个同学会提拔一对是一对，这种同年进士诗酒文会的风俗；从北宋初延续到南宋末，一直到现在还是历久弥新。
党争，既有皇帝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主观原因，也有南北方文化的冲突、科举考试规模扩大等客观原因，这与帝国的统治者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但在制度设计上的漏洞，让党争一直是帝国一道惨烈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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