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从来不是清净地，和尚也多是是非人。古代的僧侣们一样结交权贵，一样迎来送往，一样兴办产业。
僧侣本身是不事生产的食利阶层，佛国虽好，然而僧徒们却毕竟生活在人间。佛教徒要生活，就不能不跟世俗权力发生关系，更不得不在佛言商。
佛教初传入，影响力十分有限，自汉至曹魏，很少得名士推崇。佛教在汉代，更多被看作一种神仙方术，而佛教高僧们也干脆利用占卜和方术，博取统治阶级上层的欢心，以此来换取佛教的传播。
例如，对佛教在中国传播有重要影响的高僧佛图澄，就是以神异之术赢得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的信任，据说他能闻铃断事，曾经精确预言后赵和前赵战争的胜负。他多次显露神迹，一次，佛图澄与石虎一起坐在襄国(今邢台)中堂之上，正热闹地讨论佛法。佛图澄忽然故弄玄虚：“幽州发生了火灾。”随即取酒向幽州方向喷洒。过了很久，佛图澄笑着对石虎说：“现在幽州的火灾已经救灭了。”
石虎当然觉得事有蹊跷，他根本不信，就派遣使者前往幽州验证。谁知使者回来以后，声称：“大火从幽州城城门烧起，火势猛烈。忽然从南方飘来一片黑云，继而天降大雨，将火扑灭。雨中还能闻到酒气。”这下石虎对佛图澄彻底信服。
佛图澄通过几次展现这样的神迹，令石虎对他顶礼膜拜。
佛图澄当时的地位比之今天的僧侣犹有过之，石虎曾经下令称佛图澄乃“国之大宝”，考虑到他既不要荣誉爵位，也不要高官，于是让他穿“阿玛尼”、开“法拉利”，所谓“衣以绫锦，乘以雕辇”。
更有甚者，朝会之日佛图澄升殿。主持朝仪的礼官要高声喝唱“大和尚至”，所有的官员都要起立以示尊崇。常侍以下的官员要给他抬轿子，太子诸公要搀扶着他。石虎还下诏让司空每天早晚请安。太子、诸公每五天朝见一次佛图澄以示皇帝的崇敬之情。
借用统治者的势力，佛教得到了飞速发展，光佛图澄的门徒就将近一万。他一生走过的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是佛教的大功臣。
无独有偶，唐代武则天佞佛，曾经让高僧神秀坐着轿子上殿，自己亲自下拜。看来古代佛教的高僧，比之人间君王，权力也不遑多让。
和尚是大地主
佛教立教之初，崇尚苦修，僧侣们“持钵出丐”，化缘只以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为主，更从来没有听说大肆蓄田从事农业经营。佛教日益发展，信徒日众，上自天子公卿，下自黎庶百姓，布施的资财早已远远超出僧侣日常所需。随着佛教地位的上升，一些高等僧侣实际上已经成为大地主。
南朝的梁武帝深信佛教，先后四次玩“行为艺术”，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要去舍身为僧，其实就是想要变相给寺院布施。大臣们虽然都心知肚明，对于这样的皇帝也没有办法，只能先后总计花费四亿钱把他赎回来。
世俗的政权掌控者和信徒不仅仅向僧侣和寺院布施钱财，甚至包括土地。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里描写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中，其实是少林寺僧趁着李世民和王世充大战中原之际，俘虏了王世充的侄儿王仁则。由于立此大功，李世民赐少林寺“地四十顷，水碾一具”。
如果说李世民的赏赐还算有功而赏，那么很多崇信佛教的皇帝就完全是率性而为了。唐高宗一次赐给一座寺院“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布二千匹”，称得上是大手笔。大诗人王维和他弟弟王绪，都崇信佛教，由于母亲过世，于是在自己辋川家中建了一座寺庙，实际是赠送了部分地产。而宦官鱼朝恩，以为过世的章敬皇后祈福为名，赐田庄为寺。
赏赐和布施之外，寺院也通过各种方式巧取豪夺。梁武帝曾经强迫王骞卖田八十余顷给寺院，王骞作为显贵尚且如此，普通升斗小民更是难以避免。
而僧侣由于享有免税权、免役权，寺院其实成了“法外之地”，而对于被税赋和繁重的劳役折磨的普通百姓而言，把自己的地产以布施或出售的方式转让给寺院，只要缴纳相当数量的地租，就能换取寺院的庇护，免除赋税和劳役，不失为一个良策。而在这样的交换背后，寺院几乎不用付出多少代价，就能凭空得到一部分土地，还能免费获得一批劳动力。
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寺院会占有大量土地。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短短几年，寺院多有“侵夺细民，广占田宅”的行为，甚至到了“寺夺民居，三分且一”的局面。在南朝梁武帝时期，首都(今南京)附近“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
而在佛教兴盛的唐朝，唐初的僧尼就有二十万众，他们“驱策田产，耕织为生，估贩成业”。在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寺院广占田地和水碾，侵夺百姓，官府甚至都奈何不得，僧侣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和经济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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