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城东十里，鱼梁洲大营，刘义符到此坐镇已有数日，全军整编工作，在高道谨主持下紧锣密鼓地进行，而陆万斛、陈道景两人对水师作战有些经验，则被调去负责搜集船只，募集渔民青壮建立水师了。
因为州府武库储备有限，兵甲装备没有稳定的供应来源，暂无法大规模扩军。中军三万与新六营合并，共编为六军，而新六营本是模板，补充一些部伍，先一步完成编为一军，与张弼、苑纵夫所领斥侯营作为行营中军。
其次二军是冯晏、张翼两人以忠武郎将衔统管的五千六百骑，作为单独一军主要是便于训练，战时是要接受调配给步军的，而其余四军全是步卒。
这次整编力度也不算很大，以原来的“幢”为基础单位加编一些装备差的散卒，保留了原本的基层兵员战斗力及装备，其中原为冗从营和京中禁军出来的，仍是调到一起，豫州、南豫州郡兵也集中合编，只需再一起会操，熟悉一下就行了。
但一个体系的变革并非易事，军队整顿，若说编制与领兵军官是“硬件”的话，那么旗帜、兵符、印信、军纪与处罚条例、军令通传等就是“软件”。
这么一改，导致原来的都不可用，这就要设计制造全新的一套来替换。
旗帜由高道谨重新设计出来，刘义符派人交给城内杜唐氏绸缎庄负责制作；兵符就是士兵与军官的号牌与军官证，队主以下及士兵原来都是竹木号牌，幢主及以上军官才是铜牌。竹木牌好办得很，“伙长”以上军官全部改用铜牌，与军官印章也交给唐氏打造首饰的匠人铸造。
战阵军令通传系统有传令兵、号旗、鼓角钲钶等，这些仍可用，刘义符待在大营，就是审核并加以修改军纪与军法相关之事。
五六天之后，刘义符终于将这些琐事处理完，此时雍州各郡太守已回辖地督促秋收，大概半月之后就有秋粮递解襄阳，那时就可以出兵，只是水师的建立太慢，船只也有襄阳周边几郡官府有一些，先凑出来两百条大、小渔船、小商货船之类。
这天一早，刘义符带上乔驹子、苑义夫等百余侍卫离开军营，到鱼梁洲西南岸，这里原有个小码头，现加以扩建拓宽拓长不少，栈桥舶道下停泊着二十多条大渔船、小商货船。
大渔船长三丈六尺（8.82米），宽一丈二尺（2.94米），载兵员不携带太多的物资，可轻松乘坐二十人；小商货船长四丈（9.8米），宽一丈三尺（3.185米），乘二十人可携带一些辎重，乘四十人不显拥挤。
州府当然还有长六丈多（14到16米）、八丈（19米多）的运粮船，暂时要用作转运，没调过来。这种船载重，换算约十五到三十吨左右，相当于一百、二百料船只。
不过这时代还没有以“料”为单位规范船只大小，在内陆江河中，沙船比较常见，朝庭的艨艟战舰，水师楼船就多是沙船。
刘义符与一百侍卫分乘六条大渔船先到城东对岸，这里有一个大码头和不少官商仓库和货栈，官船转运税粮便是停泊在这里，不过靠南的尾部有一片区域已被单独划分出来，作为军用码头货仓地。
远远一望，北面沿江船只成片，但少有树立桅杆的，多是小船。刘义符带着侍卫们登上码头，这里静悄悄的，除了一些新募的水师士卒值哨，分驻的库房衙署外面也没什么人，走进大院，才有一名忙得满头大汗的中年官员匆忙迎出来见礼。
“未知陛下驾到，臣有失远迎！”
这名官员是寿阳人，原为南梁郡西曲阳县令，名叫胡敬先，现任中府尉曹参军，主掌卒徒转运诸事。
刘义符一看就认出，微微颌首道：“若朕记得不错，你是尉曹胡参军吧？州衙王使君调给了水师多少钱粮呢？”
“回陛下！前天王使君命府库调来一千五百石粮、五千缗钱及其他布帛用来买船，可这并不够用。”
这时代一斛粮基本等于一石粮，但有很大出入，因斛是容器，石是重量，一斛粮通常有近三万克60斤，称重一石则比较准确，为两万六千四百克，52.8斤，如果是量大，用斛量会有非常大的悬殊。
一千五百石才九万斤粮食（当世一斤222.73克，那就有20多万斤了）。而现世因战乱通货紧缩，五千缗钱就很值钱，尽管私铸劣币的高门大商很多，仍有点供不应求。
“现在中府金曹、仓曹都有些拮据，加上州府也不可能更多的钱粮调拔，胡曹参手头的要省着用。买船之事，小渔船小舢板到处都有，但没什么大用，至少也要大渔船，这只有本地豪族之家，和一些大商手上才有，你先调查清楚再找上门征用，记个帐欠着，可明白？”
“臣知道了，那陛下要看看帐目和库房吗？”
“朕就不看了，你这尉曹直属中府，但也从属左司马管军需，日常便需调粮往鱼梁洲、岘山水师营地，这处库房太小，恐怕还需再找一处，派卒吏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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